One of the avenues of searching for birth parents in China are "search articles." Although most often these are very narrow in their search scope (looking for a single birth parent), the articles that gain the most traction inside China are "wide-net" articles -- those that search for literally any birth parent in China who may have had a child brought to an orphanage and adopted internationally.
Research-China/DNAConnect focuses mostly on producing "wide-net" article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e have had several such articles published by various new and social media organizations. These experiences have resulting in a data set of which articles were allowed to remain available (not shut down), and those that were almost immediately forced to be taken down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hen we look at these experiences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driving force is how popular the article becomes. If it is not seen by a lot of readers, the government will let it pass. If it "goes viral," the government quickly steps in squash the article, although Chinese media have gotten very adept at moving stories from one platform to another.
It is clear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till very, very sensitive about problems in their international adoption program. Articles must avoid, in order to even get permission to be published in the first place, any reference to Family Planning, baby-buying, or other issues that would make the government lose face. As a result, articles already must be somewhat vague as to who is searching and being searched for. But by remaining non-accusatory and vague, search articles can avoid front-end censorship and end up on a media webpage for viewing.
But, in our experience, if the article becomes a popular media event, and begins to show rapidly increasing viewership, the risk returns. Our most popular articles have later been removed as more and more people inside China have read them. This becomes a game of cat and mouse, as one iteration of the article is shut down, and another is created on another platform. One could see this happen in real time with the excitement over Nanfu Wang's "One Child Nat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ried, ultimately unsuccessfully, to hide the film's very existence from the Chinese people. One link after another were taken down, only to have others pop up. Eventually efforts to suppress the film tapered off.
We saw this cycle again yesterday. Lan has been working with a reporter for several weeks, putting together a "get to know who Lan is" kind of article. One of the big barriers to getting birth families to test is to convince them that we are not out to scam them. So, we have been working to do PR pieces to help us become more well-known and trusted inside China. Yesterday's article was an effort to do just that.
Overnight the number of hits on the WeChat channel of the article and on the main web article spiked to over a quarter million viewers, by far the most viewers we have seen for such an article. By this morning, the WeChat links had been deleted, but as of this writing the webpage version is still available.
Below is the article. We may try to get it translated, but Google does a descent job. We just want to reaffirm that despite the trappings of cooperation display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still want searching done on their terms and with their knowledge. This has implications when it comes to DNA testing, etc.
我34岁嫁到美国，和老公不生育，领养三个女婴，全家没血缘关系
兰妮（@兰妮爱心寻亲）/口述
祖一飞/撰文
我叫兰妮（@兰妮爱心寻亲），今年50岁，是一名美籍华人。2004年，我远嫁重洋，从广州移居到了美国。我的家庭情况比较特殊，老公是美国人，三个女儿都是从中国福利院领养的孤儿，一家五口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是，我们之间比亲人还要亲，如果家庭也有幸福指数排名，那我家保准能排前几。
2006年，我们一家人在登山时的合影。
都说父母的爱是无私的，我和老公向来把孩子当亲生的看待，一个挣钱养家，一个相夫教女，日子过得悠哉悠哉。
我从来不跟女儿隐瞒她们被收养的事，还让她们看领养时的录像。也许是年龄太小，她们在六岁之前从未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慢慢懂事后却有了身份认同的困扰，特别想知道自己的根源在哪。于是，我决定帮她们寻找亲生父母。
我已经十几年没出去工作，当完全职妈妈又当家庭主妇。
我总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某些事好像注定会由某些人来做。帮女儿寻亲，对我来说就像是重新改写自己的童年——小时候的我和女儿们一样，也曾离开原生家庭，被别人领养。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父母都是生活在广州郊区的农民。当时重男轻女比较严重，为了传宗接代、养儿防老，没有几家不想生个男孩。虽然我家穷得经常连下锅米都没有，但爸妈还是“搏”了一次又一次。
结果，我妈连生了六个女孩，在最后一个孩子因病夭折后，才因为伤心体弱不再生育。
我家的老房子，当时满满当当住了一家七口。
村里人都知道我们家有“五朵金花”，一些人见到我爸总开玩笑，说你生那么多女儿不如过继一个给我。也许是因为实在养不起，同时还想再“搏”个儿子，爸妈曾先后把我大姐、二姐和我送人。
大姐被过继给我爸在广州城区的一位好友，后来她不小心打死一只鸭子，怕养父母怪罪，死缠着我爸要回家，到家就再也不愿意回去了。
二姐被送养的人家要去新疆定居，来我家领人时，二姐听说以后不能吃米饭只能吃窝窝头，哭着闹着不肯走。爸妈又一次心软了，没舍得送走她。
我们姐妹几个的合影，大姐出嫁后很少能和我们聚在一起。
我小时候懵懵懂懂，只听说两个姐姐曾被送人，却一直不知道自己也被送养过。直到上了中学，我发现隔壁班的一个班主任总盯着我看，回家跟我妈说起这事，她才告诉我这位老师曾经收养过我。
那是在我出生后不久，老师找到我家说想要个女儿，爸妈觉得老师家庭好，就让他抱回去了。过了几个月，我爸找到老师商量能不能不改我的姓，人家不同意，我爸本来也有点舍不得，就又把我抱回了家。
我早已忘记当时听到这番话自己是什么反应，成年后再和父母谈起这件事，倒一点不怨恨他们，只觉得父母用心良苦。
童年熬过的那些日子实在太苦，所以我很能理解父母把我们送人的初衷：不是不爱，而是希望孩子有一条更好的生路。我后来早早踏入社会打拼的经历，恰好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1987年，在广州打工的我。
由于家里条件不好，17岁那年没考上重点高中的我决意弃学，独自离开家乡来到广州城区。没有文凭和工作经验，我处处碰壁，最终还是在父亲好友的帮助下进入一家酒店做服务员，月薪只有120元。
为了改变生活，我只能努力追赶，下班后经常要走路半个小时或挤公交车赶去夜校，上各种各样的职业学校班来充实自己。年少轻狂的我也曾经迷茫过，不知何去何从。
我曾换过好多份工作，打字员、电话接线员、电脑输入员，文秘......
1996年，厌倦了工作的我重新走进校园。那年学外语比较流行，我在中山大学报了一年制的日语班，想着以后可以当一名日语翻译，毕业后，却阴差阳错地做起了生意。
我拿着跟亲友借来的几万元，在旅游区开了家工艺礼品店。后来发现来店里经常有欧美人光顾，其中有很多是来中国收养孩子的家庭，为了能和他们交流，我又自学了英语。
1996年，我在中山大学校园里的留影。
我现在的老公，就是礼品店的顾客之一。他那时订了张油画肖像，寄货的时候我们互留了邮箱。之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邮件，他说自己要和美国朋友来中国参加义工活动，知道我会英语，想请我当临时翻译。
这是善事，我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在工艺品店的照片，当时雇有两名店员，所以我的时间比较自由。
交流中，他告诉我此行来中国是因为了解到福利院没有空调，所以和其他国外收养家庭一起来捐赠。我当时挺不理解，孩子都领走了怎么还管福利院缺不缺钱，这些外国人也太善良了吧？
聊着聊着，这个美国男人还坦然地跟我谈起了他和前妻的婚姻故事：他们俩都认为地球人口过多，对环境造成负担，所以共同决定不生孩子。
三十多岁时，他自己跑去医院做了节育手术，和妻子一起到中国领养了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婴。因为观念不和离婚后，他又独自收养了第二个女婴。
相处中，我了解到他的为人，也理解了外国人在养孩子和做公益上的观念，心里很是敬佩。我们之间的陌生感越来越小，不经意间陷入了一段浪漫的跨国恋爱。
为了追求我，他每隔两个月就从美国飞过来一趟，好几次大早上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让我很感动。
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32岁，三年前就靠自己在广州买了房。当时追我的男生不少，却都是擦肩而过，我这个人在感情上又比较执着，本来已经想好碰不到真爱就孤身一生，结果他的出现让我改变了主意。
2003年，热恋中的我们在云南泸沽湖旅游。
2004年，我跟老公在美国举行了婚礼，回国探亲时还是会一起去福利院做义工。有次我们在一家福利院参加捐赠，院长组织孩子们表演唱歌，其中一个小女孩唱的是《小燕子》.
我觉得她好可爱啊，不理解她为什么三岁多了还没被人收养？当时我就动了心思，想带她回家。
院长劝了我，说这孩子有癫痫病。我和老公都觉得没什么，坚持走完领养手续，2005年把孩子带回了美国。幸运的是，后来她一次癫痫也没犯过。
为了让老三和她的两个姐姐了解自己的身世，每年，我都带她们参加领养家庭聚会，和其他小孩一起过中国春节，让她们知道自己根在中国，身体里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血脉。
三个女儿在放风筝，我告诉她们，“无论你能飞多远，都别忘了你来自何方。”
稍微长大一些后，她们意识到肤色和身边人不一样，甚至和自己的爸爸也不一样，特别想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老三的反应最强烈，有一天她突然很生气地跑到我面前质问：你为什么把我丢在福利院？你知道被抛弃在福利院是什么感觉吗？
听到她的伤心责问，我才知道原来孩子误解得这么深！她对领养没什么概念，还以为是我丢了她，后来又把她领回家。
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帮三个女儿寻找亲生父母，哪怕只是见一面，看看彼此长得像不像也好。
老三的捡拾证明上写的是她是在民政局门口被发现的，我联系上了福利院的院长，却没能得到更详细的信息，后来又想办法联系上老三曾经待过的一个寄养家庭，那家人如实告诉我，孩子是他一个亲戚的女儿，当年听说孩子去福利院会被外国人领养，将来能上好大学，他才瞒着老三的亲生父母悄悄把孩子送进去。
寻亲途中，我在村子里张贴的启事。
一听我在找他们，那对夫妻立马同意见面。和老三相认的时候，他们哭得很厉害，解释说当年是因为没生出男孩又不想结扎，只能把孩子送到亲戚家，后来被送去福利院的事压根不知情。
老三虽然没有哭，但很理解他们，她终于明白了自己当时并不是被故意抛弃，回到美国后整个人自信了很多，也变得更爱笑了。
直到现在，我们一家还和老三的亲生父母保持联系，每个月都会约时间打视频电话，聊聊最近过得怎么样。孩子们中文不太好，我就在旁边一句一句翻译。
看到老三找到父母，老大和老二也有点眼馋，寻亲心情更急切了。可惜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结果，离成功最接近的一次，我通过DNA比对发现了老二的一个表姐，偏偏那个女孩也是被领养的，所以找到她也还是找不到亲属。
我带女儿们（前排左一至左四）参加领养家庭群体举办的夏令营活动。
有寻亲想法的，不只是我的三个女儿。1992年中国开放涉外收养渠道后，很多福利院儿童都拥有了海外家庭。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也都想知道“我来自哪里？”，渴望见到亲生父母。
有些外国领养家庭听说我在帮女儿寻亲，而且既懂英语又懂中文，就把孩子的领养资料发给我，托我帮他们打听。最开始找我的都是领养家庭团体里的熟人，虽然我也有想到寻亲很难，但还是想帮他们，反正也要回去给女儿寻亲，顺带帮忙看看也没什么，我就都答应了。
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我（右三背包者）去了很多山村走访，向村民打听弃婴信息。
2004年，我第一次帮别人寻亲。求助人是一个被领养到美国的江西女孩，按照收养材料上的地址，我找到了一位住在村里的老人，收养材料指明就是这位老人捡到的孩子。
见面之后，他跟我说了实话，孩子其实就是他的亲孙女！原来当年他是因为想要男孙所以把孙女送去了福利院，假装是自己捡的弃婴。
这之后，我手里又攒了六七十个江西地区的寻亲线索，第二次回国寻亲，我竟然成功找到4个。当时很意外，帮别的家庭团聚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嘛。
后来我就知道自己错了。因为国内很多人根本不理解我在做什么，沟通起来太难了。记得当时帮一位在西班牙的中国孩子找到了父亲，那个男人情绪很激动，说当年明明是隔壁村的哥们说亲戚要收养个女儿，他才把孩子抱给对方，怎么可能会到西班牙？
他一直在质问我，好像是我卖了他女儿，怎么解释都不听。
报纸上的弃婴认领公告，除了身体原因，还有很多是送养之后被转手送进福利院。
我接触到很多中国父母都是这样，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孩子已经被外国人领养，即便找也是在国内找，这就像在淡水湖找一条海鱼，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很多父母知道DNA，但实际上了解有限。他们不知道的是，即便两个样本只有第一代表亲、第二代表亲关系，国外的一些机构也能检测出来，而国内大部分机构仍然只能进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直接配对，和海外的数据库也不相通。
所以我经常要说服父母一方做DNA采样，再送入海外库进行比对。万一孩子的DNA已经在库里，一下不就对比上了。
寻亲途中，我陪领养家庭一起在医院找线索。
为了确认孩子在不在国外，我简直把自己锻炼成了侦探。听说福利院在送养孩子之前，都会给孩子刊登一份寻亲公告。找到这些信息说不定能帮到忙，为此我走过全国19个省、3个直辖市，去各种报刊杂志上“寻宝”。
我每年回国两三次，每次回国待五个星期，除了和家人短暂相聚，剩下的时间几乎都用来做这件事。哪个地区有领养儿童到了国外，我坐火车、转汽车也要去。
老公留在美国照顾女儿没办法陪我一起，每天要打七八个跨洋电话，就怕我遇上危险。
皇天不负苦心人，十几年跑下来，我收集记录了十几万条信息，回美国后再亲手输入到电脑上建了个数据库。里面详细记录着大量弃婴的出生年份、失散年份、地区、身体特征等等。
虽然这些信息不一定完全属实，但如果能找到某个孩子，确认他的出生年份、入院时间和捡拾地区，再对比有相似经历的海外弃婴，我还是可以推断出孩子被收养到国外的可能性。
我收集到的报纸，上面登满了弃婴认领公告。
只要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在国外，我就会给父母一方寄去DNA采样容器，他们只需要吐口唾沫，再封好寄给我们等待配对结果就行，连邮费都不用出。
这笔钱也不是我来出，而是成百上千个海外收养家庭在分担。在美国，几乎每个地区都有收养家庭团体。为了支持寻亲事业，他们每年都会通过募捐的方式筹集资金，一家捐几美元到几十美元不等，聚少成多。
然而，即便有这笔钱免费支持寻亲，要说服一些父母配合做DNA也很不容易，他们有的失望过太多次，有的是被骗怕了......
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我说的，有的不听完就认定我是骗子，直接将我拉黑，还有的甚至要报警抓我，真是气得我没话说。
前不久，我又一次被寻亲者删除好友，他认为我在冒充华人。
今年6月，我帮浙江衢州的一位父亲找到了失散25年的女儿。她女儿生于1995年，而我接触的几位来自衢州地区的弃婴也都是同一年份出生的，所以判断她们极有可能是同一批被领养到美国。
一开始这位父亲怎么都不信我说的，坚信自己孩子在国内，他觉得多年前就已经做过DNA，没必要再做一遍。
我反复劝了七个月，又发动已经寻亲成功的人现身说法，他才同意重新做DNA采样送入海外库，没想到几天后就配对成功。
原来三年前，他的女儿就因为对自己根源感兴趣，将DNA入了海外库，但当时并没有和亲生父母相认的打算。配对成功后，我花了很长时间讲述她父亲的情况，她最终同意和父亲视频，还计划疫情之后见面。
七个月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我打心眼里为他们父女高兴！
这是衢州本地媒体采访我的画面截图。
十几年来，我总共帮助了近200个海外弃婴和中国家人团聚。寻亲成功后，经常有人发红包给我，我一概拒绝，告诉她们我是义务寻亲，不收费。
有人以为我特别有钱，或者嫁了个富豪老公，所以才做志愿者。其实并不是，我一直在家当全职妈妈，老公只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每个月工资4000多美元，养活一家五口，我们完全是普通家庭。
这些年做下来，我也会累，经常疲惫不堪，心情总是不自觉地跟着寻亲进展“坐过山车”，时而哭时而乐，导致常年失眠，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有时候我都问自己：干嘛要做这个，图什么呢？
老公和女儿觉得我和他们相处时间不够，经常把我的手机藏起来，他们支持我做这件事，就是觉得我花费的时间精力太多。我试过强迫自己一个星期不看手机，却从来没有坚持到底，因为每天都会收到一些家庭的寻亲信息，总忍不住要回复。
我在后院开辟的小菜园，现在得从繁忙的寻亲工作中挤出时间才有空打理。
以前，我是个热爱户外运动的人，现在几乎变成了“宅女”，还不得不放弃外出工作挣钱的大好机会。我经常和女儿开玩笑，说你们三个都比我都有钱。
孩子们一边上大学一边在饭馆兼职，一小时能挣14美元，现在经济独立且都有自己的存款。而我因为常年做义务跨洋寻亲，完全没有收入。
我也想过像常人那样出去工作，做一份自己喜欢同时又能挣钱的事业。但心里始终放不下寻亲这件事，因为我不做，那些家庭可能永远不会团聚。
虽然没有金钱和物质回报，但我还是收获了满足感和成就感。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相信有些东西远比金钱宝贵，所以我还会继续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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